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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未来技术含量高的职业地位会更高

发布日期:2021-11-13 19:06   来源:未知   阅读: 次

　　与西方国家相比，我国职业分层有自己的特点。是什么影响着我国各行业从业者的社会地位？如何让各行业从业者获得应有的经济回报？带着这些问题，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、博士生导师李春玲教授。

　　李春玲：改革开放以后和以前有很大变化。改革开放以前，政治表现对社会分层有重要影响，国家政策强调尽量缩小社会地位和经济收入差异，从事不同职业的人只是分工有差异，职业之间的分化比较小。改革开放以后，经济因素对社会分层影响变大，而个人经济收入很大程度上与职业相关，所以职业分化对社会分层的影响越来越大。这也是一个世界的潮流。只要搞现代化和工业化，职业分工就会越来越明显。而不同职业对智力和技术能力的要求不一样。要求更高的职业获得更高的收入和社会地位，相对简单的劳动收入和社会地位就比较低。

　　李春玲：典型市场经济的社会，职业分层主要基于该职业的技术含量。而想要获得技术含量高的职业，需要在教育和技术培训方面做更多投入。美国的律师、医生地位高、收入高，因为他们需要花费很多金钱和时间去读书学习，还要通过一系列难度很大的资格考试。

　　我国也是市场经济和工业化社会，职业分层也受职业技术含量的影响。不过，国家的科层体系也同时在职业分层中发挥比较大的作用，而且国家系统对经济领域干预能力强。一些官员甚至通过违规操作、权钱交易，获得大量经济收入。所以，职业分层就不完全是按照技能技术等级区分，很多国家行政系统和国有企业工作者的收入和社会地位较高。不过，随着反腐的进行和市场经济的发展，未来在我国，智力和技术因素对职业和社会分层的影响也会加大。技术含量越高、市场需求越多、竞争越激烈的职业地位越高，这是趋势。

　　中国青年报：当前一些高收入的创业者、民营企业家受到社会瞩目，这会对社会分层带来什么影响？

　　李春玲：影响其实已经产生。改革开放以来，随着经济因素在社会分层中的作用变大，企业家的地位总体一直在上升。但是他们的上升有一个阻碍，就是受制于政府权力。政府对市场的调节和对企业的管理是必要的，但是一些政府部门在行政审批等方面对企业干预过多，存在权力寻租等腐败现象。比起受权力干预相对少的大企业，我国数量最多的中小企业，最需要政府的支持。

　　中国青年报：当前蓝领阶层尤其是高级技术工人的收入不断上升，但是社会地位却不高，为什么？

　　李春玲：我国作为制造业大国，需要技术工人，他们收入上涨较快。但是，当前我国社会白领阶层地位总体高于蓝领。与白领阶层相比，技术工人工作不稳定，福利待遇不高，缺乏上升流动渠道。他们工资再高，也没有到成为富豪的地步，无法弥补这个职业在以上那些方面存在的缺陷。

　　而在制造业大国德国，经济结构决定了对技术工人的强烈需求，社会也给予了他们较高的待遇和地位。德国学生进入大学时，就会分成两支，一部分进入学术型大学，另一部分进入职业培训学院。职业培训学院的学生也可以拿到社会认可的学位。

　　中国青年报：现在很多医生、教师甚至公务员，都感觉自己没地位，但实际上他们的职业在社会中还是让人羡慕。您怎么看这种现象？

　　李春玲：一方面，在我国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，社会还未形成普遍的价值认同。比如医生，普通老百姓觉得他们收入已经够高了。但很多医生觉得他们花这么多精力读书、这么辛苦工作，收入应该更多。再比如公务员，他们不满意自己在老规则下的收入，倾向于参照企业管理阶层，认为自己应该获得更多收入。事业单位的医生、教师也倾向于与行政系统的公务人员做比较。比起一些相同收入的公务员，医生专业技能要求更高、工作更辛苦，教师这个行业竞争也比较激烈，这样一来，医生、教师群体就容易产生一种不平衡心态。

　　另一方面，当前的分配规则还不完善。如果去掉灰色收入，医生制度内规定的工资确实是低于他们心理期望的，而不少圈外人衡量他们收入时，已经把灰色收入包括在内。公务员系统部门之间、职位之间收入和地位差异很大。很多基层公务员工资收入较低，但人们注意的往往是收入和地位高的公务员。而很多获得过高收益的公务员其实是通过腐败和部门各种名目进行“创收”的，这部分收益是违规违法的。

　　李春玲：确实，当前我国社会评价一个职业好不好，评价一个人是不是成功，对经济收入的看重比欧美社会要强。整个社会的人，包括很多公务员，都在通过追求经济利益，以确保自己处于较高的社会地位。在社会经济起飞时期，人们对物质财富的追求都比较强烈，发达国家也经历过这个阶段。当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后，收入虽然还是一个重要的评价指标，但是人们的价值追求会多元化，评价标准也会多元化。一些职业的价值会更体现在社会贡献方面，做慈善、做志愿者的人也会赢得很高的社会地位和声望。我们应该促进社会价值评价标准的完善。

　　李春玲：以前的一些分配规则难以得到社会的普遍认同，当前社会需要一套能得到社会普遍认同的分配规则。一方面，简政放权和反腐的进行，会让领导干部的权力受到制约，改变政府部门和官员个人从企业和百姓身上获取非法收入的现象，促进分配规则合理化。权力的制约和监督机制应该继续完善。

　　另一方面，应该让市场供求关系在职业分层中发挥更大作用，按照技术等级分化和市场需求，让劳动者获得与个人付出相匹配的利益。尤其是对于技术工人，要促进他们就业的稳定性，打通其上升流动的通道。目前，一些专家提出像改革开放以前那样，给技术工人建立八级职称评审制度，技术工人可以通过培训当上高级技术人员，甚至工程师，进入白领阶层。市场发挥作用的同时，政府也应该通过二次分配，通过税收等手段进行调节，避免不同职业之间差距拉得太大。

　　与西方国家相比，我国职业分层有自己的特点。是什么影响着我国各行业从业者的社会地位？如何让各行业从业者获得应有的经济回报？带着这些问题，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、博士生导师李春玲教授。

　　李春玲：改革开放以后和以前有很大变化。改革开放以前，政治表现对社会分层有重要影响，国家政策强调尽量缩小社会地位和经济收入差异，从事不同职业的人只是分工有差异，职业之间的分化比较小。改革开放以后，经济因素对社会分层影响变大，而个人经济收入很大程度上与职业相关，所以职业分化对社会分层的影响越来越大。这也是一个世界的潮流。只要搞现代化和工业化，职业分工就会越来越明显。而不同职业对智力和技术能力的要求不一样。要求更高的职业获得更高的收入和社会地位，相对简单的劳动收入和社会地位就比较低。

　　李春玲：典型市场经济的社会，职业分层主要基于该职业的技术含量。而想要获得技术含量高的职业，需要在教育和技术培训方面做更多投入。美国的律师、医生地位高、收入高，因为他们需要花费很多金钱和时间去读书学习，还要通过一系列难度很大的资格考试。

　　我国也是市场经济和工业化社会，职业分层也受职业技术含量的影响。不过，国家的科层体系也同时在职业分层中发挥比较大的作用，而且国家系统对经济领域干预能力强。一些官员甚至通过违规操作、权钱交易，获得大量经济收入。所以，职业分层就不完全是按照技能技术等级区分，很多国家行政系统和国有企业工作者的收入和社会地位较高。不过，随着反腐的进行和市场经济的发展，未来在我国，智力和技术因素对职业和社会分层的影响也会加大。技术含量越高、市场需求越多、竞争越激烈的职业地位越高，这是趋势。

　　中国青年报：当前一些高收入的创业者、民营企业家受到社会瞩目，这会对社会分层带来什么影响？

　　李春玲：影响其实已经产生。改革开放以来，随着经济因素在社会分层中的作用变大，企业家的地位总体一直在上升。但是他们的上升有一个阻碍，就是受制于政府权力。政府对市场的调节和对企业的管理是必要的，但是一些政府部门在行政审批等方面对企业干预过多，存在权力寻租等腐败现象。比起受权力干预相对少的大企业，我国数量最多的中小企业，最需要政府的支持。

　　中国青年报：当前蓝领阶层尤其是高级技术工人的收入不断上升，但是社会地位却不高，为什么？

　　李春玲：我国作为制造业大国，需要技术工人，他们收入上涨较快。但是，当前我国社会白领阶层地位总体高于蓝领。与白领阶层相比，技术工人工作不稳定，福利待遇不高，缺乏上升流动渠道。他们工资再高，也没有到成为富豪的地步，无法弥补这个职业在以上那些方面存在的缺陷。

　　而在制造业大国德国，经济结构决定了对技术工人的强烈需求，社会也给予了他们较高的待遇和地位。德国学生进入大学时，就会分成两支，一部分进入学术型大学，另一部分进入职业培训学院。职业培训学院的学生也可以拿到社会认可的学位。

　　中国青年报：现在很多医生、教师甚至公务员，都感觉自己没地位，但实际上他们的职业在社会中还是让人羡慕。您怎么看这种现象？

　　李春玲：一方面，在我国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，社会还未形成普遍的价值认同。比如医生，普通老百姓觉得他们收入已经够高了。但很多医生觉得他们花这么多精力读书、这么辛苦工作，收入应该更多。再比如公务员，他们不满意自己在老规则下的收入，倾向于参照企业管理阶层，认为自己应该获得更多收入。事业单位的医生、教师也倾向于与行政系统的公务人员做比较。比起一些相同收入的公务员，医生专业技能要求更高、工作更辛苦，教师这个行业竞争也比较激烈，这样一来，医生、教师群体就容易产生一种不平衡心态。

　　另一方面，当前的分配规则还不完善。如果去掉灰色收入，医生制度内规定的工资确实是低于他们心理期望的，而不少圈外人衡量他们收入时，已经把灰色收入包括在内。公务员系统部门之间、职位之间收入和地位差异很大。很多基层公务员工资收入较低，但人们注意的往往是收入和地位高的公务员。而很多获得过高收益的公务员其实是通过腐败和部门各种名目进行“创收”的，这部分收益是违规违法的。

　　李春玲：确实，当前我国社会评价一个职业好不好，评价一个人是不是成功，对经济收入的看重比欧美社会要强。整个社会的人，包括很多公务员，都在通过追求经济利益，以确保自己处于较高的社会地位。在社会经济起飞时期，人们对物质财富的追求都比较强烈，发达国家也经历过这个阶段。当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后，收入虽然还是一个重要的评价指标，但是人们的价值追求会多元化，评价标准也会多元化。一些职业的价值会更体现在社会贡献方面，做慈善、做志愿者的人也会赢得很高的社会地位和声望。我们应该促进社会价值评价标准的完善。

　　李春玲：以前的一些分配规则难以得到社会的普遍认同，当前社会需要一套能得到社会普遍认同的分配规则。一方面，简政放权和反腐的进行，会让领导干部的权力受到制约，改变政府部门和官员个人从企业和百姓身上获取非法收入的现象，促进分配规则合理化。权力的制约和监督机制应该继续完善。

　　另一方面，应该让市场供求关系在职业分层中发挥更大作用，按照技术等级分化和市场需求，让劳动者获得与个人付出相匹配的利益。尤其是对于技术工人，要促进他们就业的稳定性，打通其上升流动的通道。目前，一些专家提出像改革开放以前那样，给技术工人建立八级职称评审制度，技术工人可以通过培训当上高级技术人员，甚至工程师，进入白领阶层。市场发挥作用的同时，政府也应该通过二次分配，通过税收等手段进行调节，避免不同职业之间差距拉得太大。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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